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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湘南
11月中旬,将有一个全国性的关于“打工文学”的研讨会在深圳召开。杨宏海是其中重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。从1985年他率先提出“打工文学”这一命题,20年已经过去。“打工文学”这一文学种子,也已枝蔓丛生,从深圳伸展至全国,在众多打工者心里形成了一片绿荫。20年中,杨宏海一直是打工文学的热切吹鼓手。5年前,他主编出版《打工世界作品评论集》等书,被评为“广东最有本土特色的文学品牌”;也是在这一年他参与组织策划的“大写的二十年·打工文学研讨会”使打工文学在全国的文学评论界中引起关注,有了反响。前不久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奖,他把打工文学纳入“新都市文学”的议题与全国的评论家进行了广泛探讨,并在《文艺报》、《中国图书商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等媒体连续发表了相关评论与访谈。
杨宏海为什么会如此热切地关注“打工文学”呢?他说,因为自己曾接触底层,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,做过煤矿工人,也当过船工,对于处在底层与边缘状态人群的精神需求有着极深的了解,能够与他们有自然的交流。
从大家乐舞台开始,关注打工者的精神需求在杨宏海的办公桌上,有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奖杯,很普通的一个水晶奖杯,但杨宏海却极为珍视。“因为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见证,从一个文化研究者的视角见证了大家乐舞台的发展,见证了深圳民间文化的变迁,特别是对深圳打工阶层精神生活的一种目击。至今大家乐有相关活动我仍然会去关注,他们每年开会的时候也会邀请我去。”杨宏海说。
1985年杨宏海来到深圳文化局工作,主要是研究特区文化,没有很多具体任务,可以到处走,这给他介入文化现场提供了很多机会,那时候在深圳所有与文化有点关联的活动现场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各种文化形态都接触了”。
在蔡屋围老街,到了傍晚时分,在市民家窗户口,杨宏海总能看到一群年轻人在探头探脑。探头探脑干嘛呢?原来是看电视。那时没有公共文化娱乐设施,而那些打工者到了工余时间,除了坐在路边数汽车、发呆,也就只好去扒窗户看香港电视了。这种文化饥渴症给杨宏海很大的触动。
1986年,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出现了大家乐舞台,杨宏海晚上会去看打工者的自娱自乐,“唱得好的给掌声,唱得不好的给笑声”,他一方面看到了“群体中萌生了一种文化”,另一方面,也由此感受到了打工群体中非常缺乏精神食粮。“一早起床,两脚齐飞,三洋打工,四海为家,五点下班,六步晕旋,七滴眼泪,八把鼻涕,九(久)做下去,十(实)会死亡”,这是他当时在蛇口工业区调研时偶然发现的一首“厕所歌谣”。他极为震动,从中他感受到打工者被“挤迫”的辛酸和发自内心的呼喊。
他敏感地意识到,这来自打工者的心灵呐喊,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学,是鲁迅先生命名过的“哼唷哼唷”派。“打工文学”的命名便由此而来。“正是这直抒胸臆的文学,给了打工者一条宣泄的渠道和一种麻木苦闷中的希望与梦想。”杨宏海说。有一次,他陪同全国的理论专家去大家乐舞台调研,专家们看到前排有两排空着的座位,而打工者都站着看节目,就是没有去坐那座位。专家们奇怪地问他,打工者为什么不坐呢?在北京就不会有这种情况。他认为,饱受文化饥渴的打工者珍惜这难得的娱乐机会,所以大家都自觉地维护这种秩序。他认为这就是精神活动愉悦了感情,净化了灵魂,所谓“天下和敬在于民乐”。“大家乐文化与打工文学都是相通的,一个心里有话的人,他不去写就会感到苦闷;一个百无聊赖的打工者,他没有得到相应的精神需求与文化权益就会去滋事生非。
深圳早期打工文学作者,都得到他的扶持今年省两会期间,杨宏海写了个提案,他建议社会对打工群体多予文化关怀,他希望广东能够专设打工文学的奖项,对打工者提供文化创造的阵地。他觉得在谈论公民的文化权益的时候,外来工文学创造上的权益都应得到肯定和奖励。他的这一提案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支持和肯定。
从最初提出的打工文学,到现在忙碌着筹备再一次的“打工文学”研讨会,杨宏海一直以饱满的热情关注着打工文学与打工作家。现在回想起来,深圳最早的一批打工文学作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与扶持,如安子、张伟明、林坚、黄秀萍等。
1990年,杨宏海在深圳广播电台嘉宾主持一档“打工天地”的节目,也是他带着安子走进了电台。“当时安子很胆小,很害怕,我就在旁边鼓励她,要她放开胆子讲。两三期节目后,安子就完全锻炼出来了,因为当时打工者听众较多,节目受欢迎,这档节目就改成了‘安子的天空’。”杨宏海说:“关注底层写作,关注打工文学”这一命题,成了杨宏海每次参加相关学术会议时的主要议题。2005年3月,他在鲁迅文学院(中青年文学评论家班)学习期间,同样不忘向全国评论家呼吁,希望他们一同来关注这个群体的作品。最近还有一件令他很感欣慰的事是,他在3月份向省政协提交的关于对打工群体进行关怀的提案,8月份也得到了答复,表示在适当时候举办“打工文学”的评奖活动。
(原载《南方都市报》2005年10月24日,记者谢湘南)